高真
一、前言
筆者是北京福音教會的牧者。今年，筆者有機會前往美國，學習提摩太‧凱樂（Timothy Keller）牧師所牧養的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植堂事工理念。本文所分享的內容，是此次學習後的一些心得。
二、北京城市教會復興史
北京城市教會的成長可以劃分為三個10年：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紀至今（2000-2010）。當然，北京教會是中國教會的一部分，各個城市、鄉村的教會一起構成了中國教會整體性的大圖畫。要聚焦北京教會的成長和發展，首先需要看全國。
當代中國教會的發展大體始於80年代初期。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經濟開發、招商引資、鄧小平南巡等等各類政治、經濟事件的發生，引發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外商來華、台灣人回大陸探親，大陸學人出國留學，人員流動上的一出一入，帶來一個極大的轉折。福音廣傳，教會一個一個地建立。在這之前，中國教會基本上是被封殺的狀態，就是有教會存在，也是零星的，沒有任何影響力。神首先復興的是農村教會，在農村物質生活和屬靈供應均極為艱難的條件下，神自己用神蹟奇事，把信徒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吸引眾多人歸主。那個時候，教會火熱傳福音，靈裡極大地復興、合一。眾教會的同一個心志，就是走遍各城、各鄉，把福音傳開。這樣的狀態大概持續了10年的時間。活水團契、中華福音團契、潁上團契、方城團契等，都是在那個時期被興起來的。
90年代，教會進入到沉澱期。很多工人被神呼召出來，教會開始注重牧養，但裝備不夠（如果說前10年是“信心的教會”，那這10年才走進了“信仰的教會”的階段）。信徒需要裝備，需要學習，需要成熟起來，靈裡要長大，要更認識神。更多地思考教會和政治的關係、社會和教會的關係等問題。一時間，神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建立了起來。所以90年代初期，是大量工人被呼召出來，進入神學院受裝備的階段。不斷有短期、長期的課程和培訓，也不斷有海外的牧者把西方的神學帶進中國。
90年代後期是北京教會發展的時期，那時候，有大批知識分子湧進教會。在北京，神建造教會的方式，是先興起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基督徒，他們成為帶領人，開始建立家庭教會。從那時至今，是北京教會發展並走向成熟的階段。這個階段，教會發展的特點是：
1）教會管理系統化；有治理的章程，有神學架構，有教育的體系；
2）福音知識分子化：校園事工，向大學生和大學老師傳福音；
3）傳道人隊伍職業化：全職傳道人慢慢多了起來，許多相繼被按立成為牧師，並從教會奉獻中得到生活供應。看到“職業化”三個字，大家不要想到負面的東西，這也是教會發展的一個趨勢。
這些城市教會，按照人員組成和聚會形式，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
1) 按人員組成分：
a) 本地教會：以本地人開始的教會，多在自己家中聚會；
b) 新移民教會：主要以外地來京打工的“北漂”所組成的教會；
c) 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教會。
2) 按聚會形式分：
a) 堂會型教會：集中、大型聚會，比如守望教會、（新）錫安教會；
b) 植堂型教會：聚會點分佈城市各個角落，比如福音教會、麥子教會；
c) 團契型教會：這類型教會在北京屬於多數，規模較小；往往傳道人缺乏專業訓練，教會職分不明確，缺乏遠象。
所有這些教會，統稱為北京家庭教會。我們以上所談的，就是北京教會的發展和復興簡史。
三、目前植堂型教會的特點
筆者所牧養的北京福音教會屬於植堂型教會，本文即以此類型為主要探討對象。這類教會在起步和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包括：
1）教會的發展與植堂完全被動（負面動力）；
2）傳道人的植堂經驗幾乎為零；
3）同工沒有受過相應的植堂訓練。
植堂型教會的植堂、發展動力主要有兩個，基本都是外在的：一個是“政策壓力”，即因為政府職能部門的打壓，限制聚會人數，不得不植堂；另一個是“空間限制”，即因為教會增長過快，普通民居的面積、格局，限制了聚會規模，不得不植堂。
我們可以用福音教會的發展為例。福音教會是1999年建立的，她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
| 年份 | 时期 | 堂点数 | 植堂描述 |
| 1999-2001 | 草创期 | 1 | 教会初步建立，努力传福音。 |
| 2002-2003 | 爆炸前孕育期 | 1+3=4 | 非典时期，慕道友涌入教会，教会分别在甘家口、洋桥和回龙观植了3个堂。 |
| 2004-2005 | 爆炸期 | 4+8=12 | 朱镕基/温家宝换届，新《宗教条例》实行，教会经历第一次逼迫，从原来4个堂中又分出去8个堂。 |
| 2006-2007 | 装备期 | 12 | 教会稳定，同工辈出，没有植堂。 |
| 2008- | 再次小幅增长期 | 12+4=16 | 奥运年，再次面对政府的逼迫，有6个堂被迫不能在原址聚会，被迫分散，从12个堂变成了16个堂。 |
結論：過去10年，福音教會的發展模式是“被動型”的，我們的植堂與發展是在被動而沒有任何準備和訓練的情況下完成的。當然，我們確信，這裡有神的主權，神使用環境和外在的艱難祝福教會。正如《羅馬書》11章33-36節所說的：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四、接受植堂訓練後的感想
今年夏天，筆者在紐約救贖主教會參加了城市植堂的訓練。紐約這個城市和北京很像，國際性大都市，所有人都忙忙碌碌，交通壓力很大，人情關係淡薄，物質主義、世俗主義的風氣很重。救贖主教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仍然不斷植堂、發展，並帶動了全球性城市植堂事工。他們的事工在美國是相當令人矚目、可圈可點的。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參觀了他們的植堂培訓中心，這個中心的工作，就是幫助其他各個地方的教會植堂。他們採用的是團隊事奉的模式，而不是憑藉少數一、兩個人的領袖才能。在他們那裡所學習到的東西，讓我有耳目一新、茅塞頓開的感覺。
1. 強調“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學
救贖主教會的植堂事工理念的核心，是強調“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學。福音的內容教會並不陌生：“耶穌的降生、受難、受死、復活、升天”，就這些個層面，這30年的發展中，中國教會一直如此宣揚。救贖主教會也如此強調，不同在於，他們把福音講活了。他們不但清楚傳講福音，更把福音融入到日常的教會生活、信仰生活，以及我們全部的人格建造中。
在現在這個被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大都市裡，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中，人們都貪戀物質，自我中心地生活著的光景裡，我們怎樣把福音帶給人們？救贖主教會和我們的差別，在於信息傳講上。他們不是講律法主義、道德、倫理，他們講福音。今天我們很容易就落在形式化的宗教裡面。耶穌所成就的福音和我們的宗教形式有很大的差別。我認為，這是當代中國教會沒有真正把握住的。至少我自己在帶領教會的時候，是走進了這個誤區：福音和教會沒有發生關係，信徒也無法活出這福音來，而是活在一種宗教形式裡面。
我們的問題是沒有真正傳講福音。具體的表現之一就是“倫理式的講道”：我們更多的是在講道德的東西，信徒聽講道，也是喜歡聽你來告訴他，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這樣，我們就把福音給簡單化了，從客觀上我們已經走進了自由主義。這樣的講道不是在改變信徒的生命，而是在壓制信徒的生命，在他的良心上增加罪咎感。長此以往，信徒活在極大的壓力之中，因為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經有了基督徒的模式。他們論斷和判定某個人屬靈不屬靈，也是靠著自己心裡的模式去判定的。信徒活得更拘謹、沒有自由。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生活是完全脫節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能帶給社會什麼呢？我們又能傳給別人什麼呢？所以需要強調全備的福音。
2.“倫理式講道”和“福音式講道”的不同
我們不是反律法主義，也不是律法主義。律法主義是“神已經不再需要做什麼”，反律法主義則是“即使犯罪神也會饒恕我的”。前者以自己為義，後者為我們在神面前的犯罪找藉口。平衡這兩者的關係就需要福音。福音不是不要律法，福音乃是成全了律法。保羅是一個傳講福音的人，他原來是猶太教信徒，後來遇見了耶穌，成了耶穌的門徒。他真的瞭解了福音，所以脫離了律法對他的束縛。但是他並非否定律法，乃是依靠那超越律法本身的耶穌。馬丁‧路德原來是在天主教裡面，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天主教的稱義是加上行為的。路德一直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滿，心裡有很重的壓力和強烈的罪咎感，以至於要用更加刻苦的苦修來自責，來尋求內心的平安，但是仍然不能解決問題。而當他經歷了“高塔經驗”（Tower Experience），重發現了福音之後，宗教改革就開始了。
我們是宗教改革的後代。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回到聖經，傳聖經裡神的福音，而不是人自己主觀想像的東西。保羅從猶太教轉向福音，路德從天主教中重新發現了福音。而很多的時候，我們則是把福音傳成了律法。有的教會定了“新十誡”，或在講道的時候不斷強調，你要怎麼做，你要怎麼做，你應該那樣做，如果不那樣，上帝會審判你，咒詛你。很多的信徒真的沒有自由，他們的信仰是基於對上帝的恐懼，而不是對上帝的敬畏。
倫理式講道是講“你應該/不應該做什麼”，而福音式講道的內在邏輯這是這樣的：
你應該
但你做不到
耶穌為你做了
你能夠在感恩中為神而活
按照神聖潔的律法，你應該這樣做，因為上帝造我們就是這樣的，但是人都墮落了，根本做不到，人是有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意志只會用來反對神──這是奧古斯丁強調的，馬丁‧路德也如此強調──但是耶穌為我們做了，這就是福音。今天的基督徒應該以感恩的心，喜樂、有盼望地活著，委身於福音，傳揚這福音，將自己的一生獻給神（《羅》12：1-2）。福音式講道的信息，每一次都聚焦到耶穌身上，定睛在那十字架上。荷蘭有一個神學家叫凱伯爾（Abraham Kuyper），他說：“世界上每一寸土地，耶穌無不指著說，這是我的。”聖經上的每一處經文，無不指向耶穌。如果你從聖經當中沒有看到耶穌，只看到了律法，那你就錯了。加爾文對律法的解釋說：律法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我們是污穢的。律法告訴我們，我們是行不出來的；律法告訴我們，我們需要耶穌。
這似乎是我們都知道的道理，但往往在具體的牧養、事工中，在教會建造中，我們沒有能夠真正宣揚出來，真正貫徹到底，落實到信徒日常的生命成長與更新中去。
3. 植堂就是宣教
“被宣講的福音”是植堂事工的根基，以這樣的神學為骨架的植堂，才會傳全備的福音。我們以前理解宣教，是幾個宣教士去到遠方開荒，但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1) 宣教是一個整體事工，是全教會、全方位的事工，開荒、宣教要以植堂為最終目標； 2) 宣教也是本地事工，在本城中的跨文化事工。美國是一個多語言、多種族的國家，救贖主教會很積極地鼓勵、幫助不同族群和國家的教會。在北京來講，我們的族群相對單一一些。但是在我們當中有弱勢的群體，我們要看到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的需要。所以說，宣教就是植堂，植堂就是宣教。
五、未來植堂事工展望
筆者除了牧會，也在神學院教實踐神學課程，對於中國教會的現狀多有接觸與思考。未來而言，中國教會很快就會遭遇到全面的“神學轟炸”：包括成功神學、新紀元、後現代的大肆挑戰，如何把握神學基礎和教義根基，對於教會的健康發展最為重要。教會建造方面，最關鍵的是不能再延續“被動型”的植堂與發展模式，而要有意識地開始“宣講福音”的植堂事工：
1) 教會要成立植堂中心，系統地為植堂事工做預備、訓練、策劃和差派；
2) 教會同工需要接受植堂訓練，作為同工訓練的重要環節；
3) 同一城市的教會應彼此配搭進行植堂事工，正如在宣教禾場上的彼此配搭事工；
4) 有根基和規模的教會應有國度眼光，在自身建設的同時，有意識地扶持小教會成長。
北京和中國的城市教會應當對城市植堂有所看見，特別是關注城市中的“福音荒地”。我們需要保持教會和信徒傳福音的熱情；看到未來傳福音的事工的艱難（相比上一代，80後群體的精神意識與生活方式更加地自我），不能再期待過去“爆炸式”的發展；並意識到植堂訓練會更艱苦，要求更深度的委身，更多有保羅心志的同工。
六、結論
今天文藝界反“三俗”，而教會要反“三化”，即信仰表面化、敬拜形式化、教會管理工商化。這“三化”是相輔相成的，最後會導致教會走向世俗化。盼望未來的北京，能有更多有果效的傳福音和植堂。筆者希望藉此思考，喚醒沉睡的教會。
願神對教會的心意在今天能夠實現！
作者來自北京，98年開始全職事奉，牧會並從事神學教育，目前擔任北京福音教會主任牧師。
本文轉載自《教會》雜誌，2010年，11/12月號，總第26期。
本文選自《舉目》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