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更新——論城市植堂事工的方向

高真

一、前言

筆者是北京福音教會的牧者。今年,筆者有機會前往美國,學習提摩太‧凱樂(Timothy Keller)牧師所牧養的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植堂事工理念。本文所分享的內容,是此次學習後的一些心得。

二、北京城市教會復興史

北京城市教會的成長可以劃分為三個10年: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紀至今(2000-2010)。當然,北京教會是中國教會的一部分,各個城市、鄉村的教會一起構成了中國教會整體性的大圖畫。要聚焦北京教會的成長和發展,首先需要看全國。

當代中國教會的發展大體始於80年代初期。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經濟開發、招商引資、鄧小平南巡等等各類政治、經濟事件的發生,引發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外商來華、台灣人回大陸探親,大陸學人出國留學,人員流動上的一出一入,帶來一個極大的轉折。福音廣傳,教會一個一個地建立。在這之前,中國教會基本上是被封殺的狀態,就是有教會存在,也是零星的,沒有任何影響力。神首先復興的是農村教會,在農村物質生活和屬靈供應均極為艱難的條件下,神自己用神蹟奇事,把信徒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吸引眾多人歸主。那個時候,教會火熱傳福音,靈裡極大地復興、合一。眾教會的同一個心志,就是走遍各城、各鄉,把福音傳開。這樣的狀態大概持續了10年的時間。活水團契、中華福音團契、潁上團契、方城團契等,都是在那個時期被興起來的。

90年代,教會進入到沉澱期。很多工人被神呼召出來,教會開始注重牧養,但裝備不夠(如果說前10年是“信心的教會”,那這10年才走進了“信仰的教會”的階段)。信徒需要裝備,需要學習,需要成熟起來,靈裡要長大,要更認識神。更多地思考教會和政治的關係、社會和教會的關係等問題。一時間,神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建立了起來。所以90年代初期,是大量工人被呼召出來,進入神學院受裝備的階段。不斷有短期、長期的課程和培訓,也不斷有海外的牧者把西方的神學帶進中國。

90年代後期是北京教會發展的時期,那時候,有大批知識分子湧進教會。在北京,神建造教會的方式,是先興起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基督徒,他們成為帶領人,開始建立家庭教會。從那時至今,是北京教會發展並走向成熟的階段。這個階段,教會發展的特點是:

1)教會管理系統化;有治理的章程,有神學架構,有教育的體系;
2)福音知識分子化:校園事工,向大學生和大學老師傳福音;
3)傳道人隊伍職業化:全職傳道人慢慢多了起來,許多相繼被按立成為牧師,並從教會奉獻中得到生活供應。看到“職業化”三個字,大家不要想到負面的東西,這也是教會發展的一個趨勢。

這些城市教會,按照人員組成和聚會形式,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

1) 按人員組成分:
a) 本地教會:以本地人開始的教會,多在自己家中聚會;
b) 新移民教會:主要以外地來京打工的“北漂”所組成的教會;
c) 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教會。

2) 按聚會形式分:
a) 堂會型教會:集中、大型聚會,比如守望教會、(新)錫安教會;
b) 植堂型教會:聚會點分佈城市各個角落,比如福音教會、麥子教會;
c) 團契型教會:這類型教會在北京屬於多數,規模較小;往往傳道人缺乏專業訓練,教會職分不明確,缺乏遠象。

所有這些教會,統稱為北京家庭教會。我們以上所談的,就是北京教會的發展和復興簡史。

三、目前植堂型教會的特點

筆者所牧養的北京福音教會屬於植堂型教會,本文即以此類型為主要探討對象。這類教會在起步和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包括:

1)教會的發展與植堂完全被動(負面動力);
2)傳道人的植堂經驗幾乎為零;
3)同工沒有受過相應的植堂訓練。

植堂型教會的植堂、發展動力主要有兩個,基本都是外在的:一個是“政策壓力”,即因為政府職能部門的打壓,限制聚會人數,不得不植堂;另一個是“空間限制”,即因為教會增長過快,普通民居的面積、格局,限制了聚會規模,不得不植堂。

我們可以用福音教會的發展為例。福音教會是1999年建立的,她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

 

年份 时期 堂点数 植堂描述
1999-2001 草创期 1 教会初步建立,努力传福音。
2002-2003 爆炸前孕育期 1+3=4 非典时期,慕道友涌入教会,教会分别在甘家口、洋桥和回龙观植了3个堂。
2004-2005 爆炸期 4+8=12 朱镕基/温家宝换届,新《宗教条例》实行,教会经历第一次逼迫,从原来4个堂中又分出去8个堂。
2006-2007 装备期 12 教会稳定,同工辈出,没有植堂。
2008- 再次小幅增长期 12+4=16 奥运年,再次面对政府的逼迫,有6个堂被迫不能在原址聚会,被迫分散,从12个堂变成了16个堂。

結論:過去10年,福音教會的發展模式是“被動型”的,我們的植堂與發展是在被動而沒有任何準備和訓練的情況下完成的。當然,我們確信,這裡有神的主權,神使用環境和外在的艱難祝福教會。正如《羅馬書》11章33-36節所說的: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四、接受植堂訓練後的感想

今年夏天,筆者在紐約救贖主教會參加了城市植堂的訓練。紐約這個城市和北京很像,國際性大都市,所有人都忙忙碌碌,交通壓力很大,人情關係淡薄,物質主義、世俗主義的風氣很重。救贖主教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仍然不斷植堂、發展,並帶動了全球性城市植堂事工。他們的事工在美國是相當令人矚目、可圈可點的。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參觀了他們的植堂培訓中心,這個中心的工作,就是幫助其他各個地方的教會植堂。他們採用的是團隊事奉的模式,而不是憑藉少數一、兩個人的領袖才能。在他們那裡所學習到的東西,讓我有耳目一新、茅塞頓開的感覺。

1. 強調“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學

救贖主教會的植堂事工理念的核心,是強調“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學。福音的內容教會並不陌生:“耶穌的降生、受難、受死、復活、升天”,就這些個層面,這30年的發展中,中國教會一直如此宣揚。救贖主教會也如此強調,不同在於,他們把福音講活了。他們不但清楚傳講福音,更把福音融入到日常的教會生活、信仰生活,以及我們全部的人格建造中。

在現在這個被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大都市裡,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中,人們都貪戀物質,自我中心地生活著的光景裡,我們怎樣把福音帶給人們?救贖主教會和我們的差別,在於信息傳講上。他們不是講律法主義、道德、倫理,他們講福音。今天我們很容易就落在形式化的宗教裡面。耶穌所成就的福音和我們的宗教形式有很大的差別。我認為,這是當代中國教會沒有真正把握住的。至少我自己在帶領教會的時候,是走進了這個誤區:福音和教會沒有發生關係,信徒也無法活出這福音來,而是活在一種宗教形式裡面。

我們的問題是沒有真正傳講福音。具體的表現之一就是“倫理式的講道”:我們更多的是在講道德的東西,信徒聽講道,也是喜歡聽你來告訴他,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這樣,我們就把福音給簡單化了,從客觀上我們已經走進了自由主義。這樣的講道不是在改變信徒的生命,而是在壓制信徒的生命,在他的良心上增加罪咎感。長此以往,信徒活在極大的壓力之中,因為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經有了基督徒的模式。他們論斷和判定某個人屬靈不屬靈,也是靠著自己心裡的模式去判定的。信徒活得更拘謹、沒有自由。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生活是完全脫節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能帶給社會什麼呢?我們又能傳給別人什麼呢?所以需要強調全備的福音。

2.“倫理式講道”和“福音式講道”的不同

我們不是反律法主義,也不是律法主義。律法主義是“神已經不再需要做什麼”,反律法主義則是“即使犯罪神也會饒恕我的”。前者以自己為義,後者為我們在神面前的犯罪找藉口。平衡這兩者的關係就需要福音。福音不是不要律法,福音乃是成全了律法。保羅是一個傳講福音的人,他原來是猶太教信徒,後來遇見了耶穌,成了耶穌的門徒。他真的瞭解了福音,所以脫離了律法對他的束縛。但是他並非否定律法,乃是依靠那超越律法本身的耶穌。馬丁‧路德原來是在天主教裡面,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天主教的稱義是加上行為的。路德一直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滿,心裡有很重的壓力和強烈的罪咎感,以至於要用更加刻苦的苦修來自責,來尋求內心的平安,但是仍然不能解決問題。而當他經歷了“高塔經驗”(Tower Experience),重發現了福音之後,宗教改革就開始了。

我們是宗教改革的後代。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回到聖經,傳聖經裡神的福音,而不是人自己主觀想像的東西。保羅從猶太教轉向福音,路德從天主教中重新發現了福音。而很多的時候,我們則是把福音傳成了律法。有的教會定了“新十誡”,或在講道的時候不斷強調,你要怎麼做,你要怎麼做,你應該那樣做,如果不那樣,上帝會審判你,咒詛你。很多的信徒真的沒有自由,他們的信仰是基於對上帝的恐懼,而不是對上帝的敬畏。

倫理式講道是講“你應該/不應該做什麼”,而福音式講道的內在邏輯這是這樣的:

你應該
但你做不到
耶穌為你做了
你能夠在感恩中為神而活

按照神聖潔的律法,你應該這樣做,因為上帝造我們就是這樣的,但是人都墮落了,根本做不到,人是有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意志只會用來反對神──這是奧古斯丁強調的,馬丁‧路德也如此強調──但是耶穌為我們做了,這就是福音。今天的基督徒應該以感恩的心,喜樂、有盼望地活著,委身於福音,傳揚這福音,將自己的一生獻給神(《羅》12:1-2)。福音式講道的信息,每一次都聚焦到耶穌身上,定睛在那十字架上。荷蘭有一個神學家叫凱伯爾(Abraham Kuyper),他說:“世界上每一寸土地,耶穌無不指著說,這是我的。”聖經上的每一處經文,無不指向耶穌。如果你從聖經當中沒有看到耶穌,只看到了律法,那你就錯了。加爾文對律法的解釋說:律法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我們是污穢的。律法告訴我們,我們是行不出來的;律法告訴我們,我們需要耶穌。

這似乎是我們都知道的道理,但往往在具體的牧養、事工中,在教會建造中,我們沒有能夠真正宣揚出來,真正貫徹到底,落實到信徒日常的生命成長與更新中去。

3. 植堂就是宣教

“被宣講的福音”是植堂事工的根基,以這樣的神學為骨架的植堂,才會傳全備的福音。我們以前理解宣教,是幾個宣教士去到遠方開荒,但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1) 宣教是一個整體事工,是全教會、全方位的事工,開荒、宣教要以植堂為最終目標; 2) 宣教也是本地事工,在本城中的跨文化事工。美國是一個多語言、多種族的國家,救贖主教會很積極地鼓勵、幫助不同族群和國家的教會。在北京來講,我們的族群相對單一一些。但是在我們當中有弱勢的群體,我們要看到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的需要。所以說,宣教就是植堂,植堂就是宣教。

五、未來植堂事工展望

筆者除了牧會,也在神學院教實踐神學課程,對於中國教會的現狀多有接觸與思考。未來而言,中國教會很快就會遭遇到全面的“神學轟炸”:包括成功神學、新紀元、後現代的大肆挑戰,如何把握神學基礎和教義根基,對於教會的健康發展最為重要。教會建造方面,最關鍵的是不能再延續“被動型”的植堂與發展模式,而要有意識地開始“宣講福音”的植堂事工:

1) 教會要成立植堂中心,系統地為植堂事工做預備、訓練、策劃和差派;
2) 教會同工需要接受植堂訓練,作為同工訓練的重要環節;
3) 同一城市的教會應彼此配搭進行植堂事工,正如在宣教禾場上的彼此配搭事工;
4) 有根基和規模的教會應有國度眼光,在自身建設的同時,有意識地扶持小教會成長。

北京和中國的城市教會應當對城市植堂有所看見,特別是關注城市中的“福音荒地”。我們需要保持教會和信徒傳福音的熱情;看到未來傳福音的事工的艱難(相比上一代,80後群體的精神意識與生活方式更加地自我),不能再期待過去“爆炸式”的發展;並意識到植堂訓練會更艱苦,要求更深度的委身,更多有保羅心志的同工。

六、結論

今天文藝界反“三俗”,而教會要反“三化”,即信仰表面化、敬拜形式化、教會管理工商化。這“三化”是相輔相成的,最後會導致教會走向世俗化。盼望未來的北京,能有更多有果效的傳福音和植堂。筆者希望藉此思考,喚醒沉睡的教會。

願神對教會的心意在今天能夠實現!

作者來自北京,98年開始全職事奉,牧會並從事神學教育,目前擔任北京福音教會主任牧師。

本文轉載自《教會》雜誌,2010年,11/12月號,總第26期。

本文選自《舉目》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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