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牵到水边
——试析护教的切入点
临风
基督教鼓励人求真，而不是盲信。基督教的护教学（Apologetics）就是借助说理，替信仰辩护，去除人们的误解，厘清反面的论点，并用人可理解的方式，说明基督教为什么是可信的、真实的、不自相抵触的，而且是与人有益的，是人类所需要的。护教不同于宣教，主要面对的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和其它各种无神论。
“护教学”（apologetics，或“护教”）这个词，是从希腊字“口头的防卫”（apologia）来的。它的名词形态和动词形态（apologeomai），在新约里出现了17次。使徒保罗和路加都曾用过这个字，“分诉”自己的信仰。以名词形态出现、与“护教”意思最接近的是：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give an answer）各人。”（《彼前》3：15）
护教学分类
文字护教的历史，与基督教本身一样久远──从使徒保罗（《徒》17）、《丢格那妥书》（Epistle to Diognetus，二世纪）、俄利根、奥古斯丁以降，经过亚奎那、帕斯卡，一直到近代的各种学派。
不过，我们需要认识，护教学有它的限度。首先，圣经的写作背景，我们所知有限。再者，人的有限，导致人对无限上帝的认知有限。因此，从理性出发的护教，必然有局限性。
然而，理性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拒绝理性与逻辑，要求人“盲信”。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种“世界观”，而盲目的世界观是没有道德力量的，更不要说知性的力量了。护教的功用，不在“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绝对真理，而在提出有力的理由，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信的。
要给护教学分类也是很不容易的。根据Faith Has Its Reasons这本书（Kenneth Boa & Robert Bowman，Navpress ，2001），护教学一般可分作4类：
证据护教学（Evidentialism）
- 古典护教学（Classical Apologetics）
- 改革宗护教学（Reformed Apologetics）
- 唯信主义（Fideism）
证据护教学：主要是探讨基督教（包括圣经、耶稣基督）的历史以及科学证据，用这些证据作为上帝“启示”的中介。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客观的人，有时“证据”和“事实”会因为人的视角不同而有差异。这是此类护教必须面对的挑战。不过，因为这方面的著作已经非常之多。我们就不多作介绍（这类护教学著作的主要作者有：Josh McDowell，Lee Strobel）。
古典护教学：主要是从理性出发，用哲学和逻辑的思辨分析基督教信仰（包括神学、信仰经验、圣经写作的文化背景、世界观）的可信性。通常有“两步式”以及“一步式”之别。
所谓“两步式”，是先针对一神论的反对理由，说明反对理由的缺陷（属自然神学的范围）。第二步再正面地为基督教的信仰辩护。
所谓“一步式”，就是直接讨论信仰问题，例如耶稣的死与复活，而不先讨论上帝存在。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已经很多，本文就不多作说明了（这类护教学著作的主要作者有：刘易斯、切斯特顿、薛华、寇尔森、N.T. Wright、John Warwick Mongomery、William Lane Craig，科普：Phillip E. Johnson，William Dembski，Michael Behe）。
唯信主义，指的是路德的“唯独信心”，我们在此略过不谈了。
“改革宗护教学”，则包括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启示性的“预设论护教学”（Presuppositionalism）、Gordon Clark的公理式“预设论护教学”，以及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认识论的“改革宗护教学”。近年来，这几类护教方式相当流行，所以我们会在下文稍作介绍。
预设论
预设论（前提假设论），其实源于圣经（参《罗》1：18-22），耶稣基督也常常使用这种方式讲道。近年来，预设论护教学非常流行。这是范泰尔（属OPC，正信长老会）承接荷兰的凯伯尔（Abraham Kuyper）倡导的护教方式。很多从西敏神学院（WTS）出来的人，属于这个路线。
不过，并非所有加尔文派都赞成这种护教方式，例如R.C. Sproul（属PCA，改革宗长老会）就非常反对这种护教方式。
无论人知不知道，承不承认，每个人都有预设立场。这类护教学认定，以基督教的教理作为预设立场，是唯一能够合理解释人类经验的前提假设。所有其它预设立场，不是自我矛盾，就是不足以解释。
如果再细分一点，近代的预设论有两个门派，争论激烈。一个是范泰尔及其门生（Greg Bahnsen，John Frame）所倡导的启示性预设立场，始于1920年代。一个是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所倡导的公理式预设立场，始于1952年。
范泰尔式预设论
范泰尔强烈反对传统护教学“从客观、中性的立场出发”的方式。他认为，这种立场未能坚持“上帝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这可能让我们对基督教的辩护，建筑在不稳固的，甚至是“非基督教”的根基上。基督徒护教时，必须坚持从圣经启示而来的预设立场：圣经真理所传递的超验启示，永远是真理最终的仲裁者，也是我们认知唯一的依据。
范泰尔认为，全人类的思想都已经（不自觉地）假设了部分圣经真理。可是，对于不接受全部圣经真理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是自我矛盾的。基督徒在这点上不能作任何妥协。如果仅从“自然法则”的“有神论”出发，基督徒根本不可能明确叙述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论点。他特别强调罪性使得人类认识上帝的能力受到污染和损伤。
范泰尔也承认，自己的预设论护教方式是一种“循环逻辑”。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你就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这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也指出，所有的预设立场（例如：理性主义，无神论）都使用了循环逻辑。对范泰尔而言，受众能否了解，似乎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至终让人了解，并接受基督教预设立场的，还是圣灵。
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嘲笑这种完全不讲求证据的护教方式。他们发明了“飞行面条怪物预设论”（The Presuppositional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或译作“飞面大神的飞面神教”），与罗素早年的“飞天茶壶”前后呼应。这个虚构的宗教宣称，它与基督教的“预设论”有相同的分量，同样都是“超验的”。
这样看来，“预设论”这种护教方式，对持有同种立场或思辨方式的人，最为有效。
克拉克式预设论
克拉克（Gordon Clark）的预设论，是把圣经里的真理，看作系统中的“公理”（axioms）。就像所有公理一样，它们是自明的，不需要证明的，而且是用来证明系统中其它原理。当然，这些公理所组成的系统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完备性，那是需要用逻辑去推理的。
克拉克“证明”了从圣经真理出发的预设立场没有内部矛盾，而其它的预设立场是自我矛盾的。他避免了范泰尔的循环逻辑，但是排除了圣经真理中可能存在任何悖论（paradox）。这似乎很难解释一些现实情况（例如，邪恶的来源）。
我个人的浅见是，预设论最可取的地方，是帮助我们理清了各种观点背后的预设立场。但是，如果要硬性地把有关上帝的知识，归纳成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那很可能是把上帝缩小，其所相信的是“逻辑”（Logic），不是“道”（Logos，Word）。
薛华的立场就比较开明。他在1974年说：“对每个问题，我总试图采取一个立场，就是假设我是非信徒，看看可以得到什么答案。”我很认同。
普式改革宗护教学
过去这30年来，几位比较训练有素的哲学家，用繁琐的哲学方式，发展了一套从认识论出发的护教方式，称作“改革宗护教学”。他们包括普兰丁格、Nicholas Wolterstorff和William Alston（参见Douglas Groothuis的书）。普兰丁格2000年的名著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是其代表作（参Douglas Groothuis， Christian Apologetics，IVP，2011）。
他们抛弃传统“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对“信心与知识”的立场，抛弃了对证据的诉求，宣告：“相信上帝以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这种信念是‘恰当的基础’”（Believe in God and entire Christian worldview is one kind of belief that may be properly basic）。
例如，人可以在伟大、美丽的自然中体验上帝，但是人的信心不建立在这些现象和事件上面。这些现象和事件，不过是“非预设”的经验，是人们相信上帝的“小插曲”罢了。关键的是“相信上帝以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这种信念，这是大前提。
普兰丁格说：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是有根有据的，纵使我对圣经的写作者在历史中的可靠性了解不够，甚或对他们教训的历史背景所知有限，我还是足以获得确实的知识……在这个模式之下，我（或任何人）都不需必备这样的历史信息。”(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p. 259)
普兰丁格认为，基督教的世界观，无需被任何假设验证或证伪。他用“记忆力的知识”作为例子──我们“相信”自己早餐吃了什么。这个知识是不需要验证的，我们的记忆就可以作为凭证。他认为，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在基督教的信仰上（p.330）。他认为，这是“恰当的基础”（proper basicality）。并且，他以这种立场，成功地处理了几个逻辑上可能的“证伪点”（defeaters）。
《基督教护教学》（2011）的作者Groothuis认为，普兰丁格这个论证是种“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认识论的思考方式：“一个信念之所以有根有据，在于它运作于上帝所设计的（外在）环境基础上，这个基础有利于成功地认知。”（p.67）
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圣经是“自我验证”的。在普兰丁格的架构里，哲学无法对基督教的真理置喙，哲学最多只能解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否合理。所以，他的“改革宗护教学”不需要任何支持基督教的证据。
可是，Groothuis认为，我们对护教学应当有更多的期望。他举“内在主义”（Internalism）的认识论作例，如果在信心、世界观以及智识上作深刻的投入，我们还是能够获取可信服的理由和信息。简单地说，他认为护教应当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我个人粗浅的感觉是，在理性和逻辑思维面前，不要用过分艰深的哲学架构和一般人“理论”。哲学架构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很难达到“解惑”和对话的目的，更不要讲说服力了。
因此，无论是Boa & Bowman的书还是Groothuis的书，都强调综合性（整合性）护教的重要，以弥补各种派别的不足。事实上，成功的护教学者都是采用综合性的护教方式，而不是拘泥于某种特殊理论。
牵马到水边
天下没有完美的护教体系，每种护教方式都有优点，也有缺陷。最合理、有效的护教方式，可以帮助人去除心里的偏见，醒悟自己的预设立场。让人不但明白，信仰上帝不是迷信，信仰上帝比不信仰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人谦卑，承认自己的理性以及理解的能力都有限度，甚至可能有偏差。
在讲到上帝属性的时候，有效的护教方式不会简单地拿今天的文化情境去否定（如新无神论者就是如此），而是根据历史场景、圣经整全的真理和人类的经验，做合情合理的解释。
廿世纪影响人至深的鲁益士，其护教写作注重说理。他认为，人无法在违反理性和“证据”的情况下真心相信。他特别强调，说理时，要用“没有受过教育者的语言”来表达。“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思想，翻译成没有受过教育者的语言，那么，很可能你自己就没有真正搞懂。”（CS Lewis，Christian Apologetics，1945 ，《对神职人员的讲话》）
在面对难题时，鲁益士的态度非常坦诚，不遮掩，不避重就轻。智识上的诚实，是鲁益士护教的一大特色。不但如此，鲁益士也使用故事、对比和分析对方预设立场等方式来护教。他的作风和路线，给了21世纪新一代护教者（凯勒，N.T. Wright等）极大启发。不过，鲁益士最著名的“三段论”护教（疯子、骗子或是神子），倒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包括NT Wright的批评）。
近年来最受福音界重视的凯勒牧师（属PCA），就承接了这种综合性的护教方法。他从预设立场着手，在分析之前，总是先用同情的态度解释对方的立场，解除对方的抵触情绪，让人感觉平易近人，双方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辩论。对于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他会主动承认，从来不用“上帝的主权”去压制别人。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2006年的畅销书，The Reason for God，是护教的典范。
护教学的目的，并非要人立刻接受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不能只是理性上的承认，更应是心灵对上帝的敞开，和意志上的接纳。护教只能把马牵到水边，至于马会不会喝水，这是马自己的决定。纵然如此，有效的护教不但条理清楚，能在理性上消减对方的怀疑与否定，更能在情感上和中心价值上，让对方带有好感（至少不带抵触情绪）地了解基督信仰，愿意进一步探讨。
本文选自《举目》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