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造就许多中国学人的传道人，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也曾经受益于那些生命导师？
苏文峰 口述 谈 妮 访录、整理
编按：生命导师（Mentor），自80年代开始，即在西方神学教育中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领导学”（Leadership）中的一个学术议题。其实，这种一对一传承的形态，在中西历史中一直存在。本刊48期《基督徒的品格塑造》一文中（作者祝健，p. 10），就提到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个人见证与需要。
本《举目》50期特别就“生命导师”这个主题，请海外校园总干事苏文峰牧师现身说法，讲述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所受到的生命榜样的影响。
导师在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在文化传统中，历来存在着“导师”的概念。比如教导学童识字、做人的启蒙老师。成年人也会在专业、学术或政治前途方面择师追随，并按照导师的思想、哲理、价值观、治学方法等，形成门派。如：孔子有72弟子，而孟子据说很可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以能将孔子的学说融会贯通，发展成儒家。至宋明理学，更是将儒家心性之道发扬光大。
相比于孔子，老子因为没有嫡传弟子，因此道家在中国的发展就缺乏统一的传承。
其他宗教也有导师传承的观念，如禅宗。
权力伦理化，伦理权力化
过去，以农业为本的封建社会，加上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念，中国就出现了“权力伦理化、伦理权力化”的现象。如：地方官员“县太爷”，被称为“父母官”。皇帝，被认为是“万民之父，上天之子”。这些都是“权力伦理化”的结果。
权力一旦被伦理化后，人就无法挑战其权威，必须毕恭毕敬、绝对服从。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古代的父母有无限的权威，如果违背父母的意愿行事，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工作上，都是不孝，为大逆。
同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导师一旦等同于父亲的地位，学生也只有服从的份儿了。
基督徒若不自觉地带着这种概念进入教会，亦会认为，若是挑战、质疑、不敬或违逆牧长等有“属灵权柄”的人，就是“不尊重神的仆人”。不尊重神的仆人，就等同于“不尊重神”。却忽略了在圣经的诗歌、智慧书中，即使是神，也容许人对祂发怨言，在激动时渲泄自己的情感，待走过低谷后重建信心与盼望，在挣扎后以赞美来顺服。这与 “权力伦理化”所带来的后果——压抑性的绝对顺服，或是激烈的反抗，是大相迥异的。
信徒若带着“属灵权柄伦理化”的眼镜，来看、来找生命导师，就会期望导师像神那般完美。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如何可能找到导师？就算找到了，最终也必然失望。
我的成长与生命榜样
我是典型的台湾第三代基督徒，父母亲都来自繁枝茂叶的基督徒家族，这与刘富理牧师、陈宗清牧师、王守仁牧师等都颇为相似。因此，成长环境虽然不富裕，但深广的基督徒家庭关系，却令我充满了安全感，也令我容易找到能建立个别关系的生命榜样。
就属灵成熟度而言，我的生命榜样可粗分为3类：属灵的长辈、兄姐和同伴。
属灵的长辈
长老会中的长辈
我人生的第一个属灵影响，来自家庭的长老会背景。长老会于1865 年在台湾正式成立，到我父亲那一代，虽然已不似早期，在神学上属于很纯正的改革宗，却业已形成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气息。
在宣教学的研究中发现：第一代信福音的，多半是普通的百姓；第二代，开始大量成为社会精英；第三代则形成基督教的文化，在社会中是绅士的传承。
我幼时在教会中遇到的长辈，许多是留学欧美的，在艺术、医学、法律，以及为人处事等各方面学养俱佳。他们让我看到“基督徒绅士”的形象（Once a Christian, always a gentleman）。
杜联光教士
第二个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杜联光教士。她原是宋尚节布道团的同工，对我父母的灵性帮助极大。她注重认罪、悔改与查经，不但要人对神要逐项、彻底的认罪，而且也要对人认罪，并给出适当的赔偿。
她的查经法虽然不合西方解经学的原则，却能一年读好几遍圣经，并将新旧约密切联结。我的母亲每天早上5点去参加她的查经。等我们起床准备上学的时候，母亲已经查完经回来了。
杜教士每周到教会讲道前，先跪下来祷告；任何人要跟她讲话之前，也要先跪下来认罪。因此我小的时候，看到她如见神人。虽然这种恭敬，来自“权力伦理化”的误认，但我确实从这位女教士的身上，学会什么是“敬虔”——这是中国教会重要的属灵传统。
内地会宣教士
第三个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属灵传承自内地会的校园团契。内地会持守的原则，是信心差会、超宗派。内地会招收同工的时候，不看其神学宗派背景，而看此人是否爱中国，愿意在中国服事，能否牺牲生命、家庭都在所不惜。这是以使命、宣教为导向，而非以神学路线为导向。
内地会极注重个人的生命品格。我当时所接触到的内地会宣教士，有很多是时代主义者（Dispensationalism），受亚米念、弟兄会、约翰·卫斯理的影响。许多人未必会同意他们的神学，但他们生命的成熟度，为主的全然摆上，对人的谦卑，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们没有种族优越感，他们是真仆人，以道成肉身的心志，和当地人过同样的生活，尊重所服事地区的文化、领导权，不介入纠纷。
他们开创的工作，如学生团契，待本地的同工成熟后，就将所有的资源交出，不认为“这是我们内地会的工作或财产”。不论是事工、资料、地产，全部交给当地的同工，然后再去开拓新的、本地无人进行的事工。
台湾的内地会宣教士，在50年代就开始做学生工作。一俟培养出李秀全、林静芝、饶孝楫、陈镭、陈骝等第一代同工 ，于1957年成立校园团契之后，他们就留下所有的资源，自学生工作中撤身。
我因地缘关系，较深接触的是艾得理、魏德凯与缪学理3位牧师。每年夏令会，还会遇到讲员韩宝琏教士。我从他们身上学习最多的，是属灵的品格。
张明哲校长
我大学毕业后，于1970年加入校园团契，成为全时间同工。那时影响我最深的，是苏恩佩与张明哲。苏恩佩姐妹在文字工作上给我许多指点，但最令我佩服的，还是她的属灵品格。
张明哲教授则如校园团契的大家长。他对我们的品格，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譬如：他责备我们因为带领学生、被尊称“哥哥、姐姐”，而“骄傲起来了”，警告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表现，要注重自己内在生命的实质。
张明哲教授的口才不算好，但他在教课过程中，清晰地表明他的思想：生命—生活—工作，即：生命为基础，落实在生活中，有好的生活见证，才有资格来谈事奉。这是校园团契重要的属灵原则。没有生活上的见证，表示生命有问题；只注重事奉而缺少生命的成长，这种事奉是空的。
张教授影响了很多人，对我也常有指导。1973年，我赴美受训，临行前，张教授特别提醒我：“你才事奉3年，灵性不够成熟。现在去美国，回来之后会更骄傲，以为自己懂得比别人多。要记得，事奉主重要的是柔和谦卑，而不是有多少技巧或经历。”我那时不懂，如今才稍有了解。
张明哲在台北，以及后来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后，都曾经每月一次，开放他的家，以围炉座谈的形式，和年轻人一起，针对某一个主题，例如一种音乐，一个思潮，一本书，一个新的科技趋势、科学发现等，进行交流。
这有点类似薛华（Francis Schaeffer）上一世纪在瑞士的L'Abri community（庇荫所），世界各地的人都前来参加，住在那里一段时期，每晚到薛华家，谈神学、思想、艺术等。
马丁·路德每天晚餐的时候，也呼朋唤友。他的餐桌非常大，吃饭时，大家一起谈各种议题，如宗教改革、教义，甚至新发表的诗。这些交谈集结出书，称为Table Talk。这个词后来成为了专有名词，意为“智者的话”。这也改变了当时家庭生活的拘谨、安静、严肃，使吃饭时间成为社交、沟通、交流的时间。
邵遵澜弟兄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邵遵澜，他来自聚会所背景却能超越之，校园团契常请他来讲道。因此，我有机会与他相处。
一次召开台北市学生布道大会，我任筹备会的主席，他是讲员，所以我们有特别的同工关系。他的长处是特别善于表达，具体、直接而清晰。我的讲道因此受益良多。例如，他评论我的讲道像“白开水”，虽然很健康，但没有味道。他不但提醒我讲道要有味道，也要懂得如何收尾，好像一个包袱，若没有在尾端打结，就会散了。
何广明弟兄
第四位属灵长辈是何广明。何广明与邵遵澜、林三纲、史伯诚，都是新聚会所的。他也是校园团契常请的讲员，每次都是讲同一个主题：如何读圣经。
他不仅是讲，凡是愿意跟着他学习的，他都盯着，认真、细腻地要求读经和背经。比方说，那时他将四福音书影印之后，以手工剪贴，把福音书内同样内容的叙述放在一起，后来因此出版了一本四福音合参书。
林芸伍姐妹
还有位姐妹林芸伍（Ada Lum）， 是夏威夷长大的华裔美人。是她将归纳法查经带进了校园团契，训练了团契的最初几代同工。
我与这些属灵长辈，相处的时间都不太长，譬如，与何广明相处是在大学时期，与张明哲是我全职服事的头5年及1990年代，杜联光是在小学，魏德凯是初中、高中的时候，艾得理是在1970-1980年之间，苏恩佩是我上大学的1965-1969年之间。但他们在我各个人生阶段，给予了极深的引导。
属灵的兄姐
哥哥
我的两位哥哥，算是我最早的属灵“兄姐”。他们固定参加聚会，认真参与事奉。
大哥很能照顾弟妹，并将父母的意思清楚传达。他不但品学兼优，而且人缘极佳，弟弟、妹妹都仰慕、依赖他。
我的二哥，除了成绩特别杰出外，还是校际演讲代表，作文常常是其他学生的范本，而且事亲至孝。
萧奕雄
第二个是大学学长萧奕雄。我们台大校园团契有很好的学长制度：四年级的学生，带一年级的同性新生，每周见一次，交换灵修心得，以及读书、事奉、交友各方面的问题和想法。
大一时带我的学长，是大四的萧奕雄。每周我们一起在食堂吃一次中饭，一起交通和祷告。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懂得了，我们应当一方面品学兼优，一方面积极服事，准备将来以全人奉献、全时间服事的心志，作各行各业的基督徒。这是当时在团契中，蔚为风气的普遍心态。
另一个影响，是使我懂得了要过有计划的大学生活：不但学业如此，还要有计划地读经、事奉与操练恩赐。如大一时要参与儿童事工，大二作团契文书或灵修，大三成为团契的负责同工，大四作门徒带领。我就此学习到如何做他人的兄长。
李秀全、林静芝
第三个是李秀全。他长我约8岁。我初中的时候，在夏令会上认识了他。我进台大时，他正好是团契的辅导，约我每周见一次，谈生活、事奉、读经各种心得。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改变我内向的性格。我一直自认个子小、在家里不显眼，又是从台湾南部考到首善之区的台北，多少有些自卑。李秀全鼓励我要外向、要勇于面对公众、要主动、要操练恩赐……
李秀全的妻子林静芝，是当时校园团契的女同工的楷模。她漂亮、能干、个性坚韧、抗压强，是校园团契同工中，第一个做母亲后还继续服事的。她能写、能讲、能做，且对丈夫顺服，成为许多姐妹服事、效法的当然标准。
她对我妻子郑期英的影响极深。期英的个性也是不外向的，但而今也很自然地能写、能讲、能做，能坚韧地承受各种压力，竭诚为主，注重灵修，是上帝赐给我的属灵同伴和同工。
属灵的同伴
属灵同伴是年龄相近的属灵朋友，会彼此规劝、交流、代祷。属灵朋友不等同于属灵同工。同工是一起工作的，但不一定是朋友。不过，那时我们有一句话：“让你的同工成为朋友，让你的朋友成为同工。”朋友是可以坦诚相对、推心置腹的，知道彼此的优、缺点，并完全接纳，同哭同笑，不带目的地来往。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0余年，当时的朋友到现在还是朋友。即使不常见面，但默契仍在，就像从未分开，仍然会彼此规劝、交流、代祷。比如：彭动平、王礼平、苏桂村、张拯民、熊璩、庄祖鲲、宋?贤、刘良淑、陈秀足、彭怀冰……
结论
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不像21世纪这般快速、复杂。今日要寻找能建立个人关系的生命榜样，最大的难度是时间与生活方式上的彼此配合。信徒若能找到属灵的生命导师，是幸运的。然而，不要期望能找到一位全方位的导师，或是像过去师傅带领徒弟般的属灵导师。比较实际的，是在某个阶段，在某一方面，找到一位生命导师，或是兄姐，或是同伴。
由于人都不完全，若长期只跟随某一位生命导师，可能会比较狭窄。与生命导师密集的关系，最好有一个期限。
如果有生命榜样，人的成长较顺畅，不易走弯路，可以少犯错误。以我为例，众多优秀的生命榜样，使得我在家庭婚姻、为人子女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困扰，可以较专心事奉，不为其他的事物分心。
如果跟随生命导师，则容易受某种门派、思想的影响和限制，所以当事人必须懂得分辨和超越来自属灵导师的影响。如奥古斯丁，他受老师安波若流（Ambrose）的影响，采取百花之长，再融会贯通，将初代教会的精华融合整理，成为今日基督教教义神学的重要基础。
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没有公式的。有没有生命导师的带领，都不保证生命必定成长，或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若有人不曾遇见生命导师的帮助，可以自我勉励，成为他人的生命导师。有生命导师者，会在属灵的成长上相对顺利；没有者，虽然从表面上看，要经过较多的挣扎，但我们凭信心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到大益处。
受访者为海外校园总干事，毕业于富勒神学院，蒙召全职作文字事工与学生事工逾40年。
本文选自《举目》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