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向贫困与内在充实──崛起的缘由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普遍启示总是铺垫着特殊启示展开的场景。自1840年以来的整体文化转型构成了中国福音运动兴盛的客观条件，同样，都市化也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客观条件。1990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而现今已经超过了35%。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至本世纪中叶，更会达到90%。农村与城市不再是隔绝的两个世界，城市文化主导着文化的所有领域，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传播次序，由最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发散遍及全国。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饰款式，像高坡上逐级而下的流水，经由中等城市、县镇，进入乡野村落；而乡谈村语里夹杂的时髦思想范式，向上溯源，也总能在北京的前卫思想流派里面，发现其最终渊源。
都市文化以无法抵挡的势头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随着都市化，出现了一种反向贫穷。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都市化，带来了急遽增长的物质财富。而迅速扩大的外在有形资财，反倒显露了内在精神资源的贫乏。自近代以来就无法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精神世界，现今更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当然无法驾驭几乎瞬间爆发起来的巨大财富。
都市化造成的这种内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寻求。除了广州的个例以外，“哪里的都市文化繁荣，那里的福音运动便兴旺”，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规律。说到底，不是物质财富的发展奠定了福音传播的基础，而是有形发展所突显出来的精神惨白，促成了对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却无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观环境，是信仰展开的场景，也是检验信仰力量的客观尺度。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都市化的客观条件，更是由于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传统。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与前辈圣徒之生命实践的基础上，传统家庭教会在面对专制主义的全面逼迫时，和由于锁国政策而被迫分离于普世大公教会的隔绝状态下，以基督的“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样式，活出了既能与中国文化接轨而又不被该文化之罪性所俘获的生命传统。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一生命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够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实在力量就是把握大众。文化核心处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争鸣的关键不是理论的交锋，而是实际的生命影响力。光凭言说是说不出一种文化来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成就都是大众活出来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于其对大众生命的影响。
经由“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实践，传统家庭教会形成了敬虔主义与本土化的传统。正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战之下，把握主流人群（“进入文化”），并提升主流人群（“召出来”）。这凭借的不是理念与技术的优势，而是能够改变大众生命的内在功力。
形式虽然不是最终的决定要素，但发挥着重大的辅助作用。套一句老话，生命本质确定之后，形式就是决定因素。都市文化毕竟不同于乡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处境里面，表现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国的都市化得益于对国际社会的开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开放窗口。凭借着城市先行开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会率先与普世的大公教会接轨，因而在教会架构与神学思想方面，获得了某种借鉴。城市家庭教会能够较成功地回应都市化挑战，其原因除了对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继承以外，也是由于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中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传统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的汇接点；藉由这个汇接点，中国家庭教会在外形上重新对接到（在生命本质上从未离开过）普世大公教会的大家庭，并且由于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观环境，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准备，与普世大公教会的连接，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挑战之下，借鉴海外大公教会的生命形式，而于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家庭教会内部的新生的次传统。
二、进路之一──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定位
尽管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在中国福音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其本身仅仅是中国福音化的进路之一。3股各具角色、彼此辅助的教会支流，汇聚成了此次中国福音运动的大潮。
第一、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
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对中国福音运动的主导地位表现在：能够回应社会文化挑战的新型教会结构，促成中国教会教义系统形成的神学实践，对教会发展的内外关键问题的处理。
就像都市化的次序是从大至小一样，由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引发的福音热潮，也是依次从文化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到县镇、乡村。
1. 文化中心城市
虽然现今中国有着多元化的地方文化，但北京和上海仍然居于影响全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握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就相当于把握了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福音运动便能高屋建瓴，从社会文化的制高点，向整个国家漫溢而下。
5年以前，北京与温州，是中国福音运动中并行的两大中心。而今，北京已经取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在教会架构、教导牧养方式、教义确定，以及相关的神学思维、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政教关系等等方面，北京家庭教会都为全国的教会提供了先行的模式与视角，并由此而主导着整个中国教会的基本走向。
据笔者于2009年10月在温州的观察，至少有3种迹象，标志着温州教会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
(1)新型堂会的出现：温州教会的堂会制，已经经历了3波发展：先是从“三自”教会出来的教牧，建立的独立教会；然后是要求独立登记的家庭教会，在传统家庭教会系统之外建立的堂会；以及，现在在传统家庭教会系统内部出现的堂会制的教会。这些充满活力，并象征着整个教会未来走向的教会，采用的全是北京模式。
(2)社会性与文化性的新型事工：无论是刊物，是福音茶社，还是青少年辅导，温州的先行事工，总是北京的样式。
(3)年轻人的动向：年轻的弟兄姐妹和教牧同工，对传统教会模式的不满足，对新型教牧形式的渴慕，已经形成了无法忽略的浪潮，而年轻人正代表了教会的未来走向。
对于这些适切于时代发展并代表教会未来的运动，温州教会的传统模式无法提供动力与引领，实际上现行体制还在力图阻止新型教会样式的到来。可以说，在过去10年里面，温州家庭教会已经将全国福音运动的主导位置，移交给了北京家庭教会。这一福音运动中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的福音运动从资金密集型与劳力密集型的模式，转向了智能密集型的模式。
当年，河南和安徽为中心的第一波福音浪潮，以大型团队和魅力型领袖为主导方式，形成了劳力密集型与家长制的引领模式。而以温州为中心的第二波福音浪潮，用提供资金与骨干的主导方式，建立了资金密集型与领袖主导型的引领模式。目前以北京为中心的第三波福音浪潮，则以先进的教会架构与神学思维的传播为主导，奠定了智能密集型与全民参与式的引领模式。
上海在过去3年里面的变化，非常值得注意。几年以前，上海教会的主体，依然是以旧式市民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家庭教会。目前，在文化成分上，年轻专业人士的比例急遽增加；在教会架构方面，依附于大教堂的团契形式（即主日去“三自”教会，平日在家里聚会），逐渐式微。完全独立的堂会，成为上海家庭教会的发展方向。
上海的福音形势，有些类似6到7年前的北京。由此可以预计，在10年以内，上海家庭教会的影响，将具有全国意义。若两大社会文化中心，成为两大福音中心，对于福音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北京宏大的创造性思维，毕竟需要上海细密的实践理性来相辅相成。
2. 处于发展前沿的中大城市
在北京，教会虽然还在急速发展，但是初始的大爆炸期已经过去，教会初步成型，发展步伐渐趋沉稳。
由于都市化的浪潮，从北京开始的新型福音浪潮，早已扩及省会与直辖市一级的大型城市。在沿海地区，甚至于中等城市里面，都可以见到新型福音浪潮的冲击力。
作为文化枢纽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比如武汉，西安）中，福音运动的初始爆炸期已经开始。在其它大城市里面，福音与文化的先行积累，也预示着初始爆炸期的临近。
中大城市的福音工作，应当成为目前全国教会发展的首要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在奠基期（即初始爆炸期）的投入，具有最大的潜在效能（类似原始股的投资）；二是，中大城市是福音-文化中心向全国传播福音的最先管道。
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作为单个人或单个教会的独立活动。福音的浪潮与都市化的文化拓展相伴随；教会发展的高潮不可能越过都市化的热潮而单独形成。中国教会若不需要上帝安排的客观条件，而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即封闭的纯教会活动）就可以创造持续的福音浪潮，那么，此次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兴旺就是中国教会的功德，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就目前形势而言，文化的枢纽就是福音的枢纽，都市化的高潮在哪里，福音浪潮就可能随之而在那里高涨。依笔者的观察，中大城市的福音浪潮，也具有后发者的优势。中大城市的家庭教会并不机械地照搬北京模式，而是借鉴北京的先行实践，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北京模式的优点，却避免了北京教会走过的某些弯路。
3. 作为最终落脚点的县镇
县镇是中国都市化的落脚点，也是此次福音遍传中国的落脚点。都市化之后，全国人口的90%会居住在都市，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必定要居住在城镇，而不是大型城市。
目前县镇的教会，依然被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所主导。单单依据传统农村教会的模式，显然不足以应对正在来到的都市化挑战。虽然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模式，或迟或早会影响县镇一级的家庭教会，不过，目前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对县镇家庭教会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可以预计，当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模式扩至县镇的时候，县镇将成为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最终融会地。
第二、传统农村家庭教会
如果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是随着都市化、由上向下的进路，那么，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就是被都市化冲击、由下向上的进路。
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式微，也是近10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中的一大现象。其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
在客观方面，农村在都市化的冲击下式微，农村教会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以往凭借城乡隔绝，依靠人数占优势的农村文化，现已处于弱势与依附的地位。
都市开放，农村的青年人不可避免地涌向都市。若是中国从农民人口占95%以上，转变成为8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农村教会的生存样式。
在主观方面，首先，在都市化的文化冲击下，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显露出在生命建造方面的不足。其教导与牧养的方式，无法回应都市化的挑战。由此，传统农村家庭教会不仅失去了以往对城市教会的影响力，连自身的生存都出现了危机。
另外，由于对突来的文化冲击准备不足，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基本上是以传统模式去防守，而没有抓住上帝赐予的机会，进行自我更新。如果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把握此次机会，主动加入到都市化带来的全国福音热潮之中，此次的进城潮就不会是流失，而变成差遣：
一方面，藉助进城人口，主动差遣人员进入，建立民工教会，并且通过这一管道，进入城市教会的全面建造；另一方面，更为积极地参与县镇教会的建立，在即将临到的县镇福音化中，成为一股主导力量。
若以差遣的方式主动参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便会在城乡的交流里面，成为被祝福者，也为自我生存提供了活力。而被差遣的人员，也不再是教会中流失的负数，而是与原教会紧密联结，并不断带回城市教会先进经验的桥梁。
都市化的挑战，不该造成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没落，反而应当成为契机。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如果能做出正确的回应，就会提升自己生命，更能为此次福音热潮提供活力。
第三、民工教会
民工教会是一种新兴的教会。进城的农民基督徒弟兄姐妹，从故土中连根拔起，却没有扎入城市教会的新土，于是，那些被上帝呼召的人，便自发地开始建立民工自己的教会。所以，尽管民工教会基本成员来自农村，地点坐落在城市之中，民工教会的兴起，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或新型城市家庭教会，都没有什么关联。
笔者觉得，在上帝的计划中，民工教会是一支福音特遣队。透过民工教会，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可以将自己的生命触角伸进城市，民工教会就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先遣建立的城内滩头阵地。
先行进入大城市的民工，绝大多数不会永久性地留居城市。笔者在北京经过口头统计发现，90%的民工，计划最终要返回家乡。
然而按照农村社会的变迁趋势来看，民工越来越不可能重归农村。一是由于土地的丧失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农村不再需要密集式人力耕作。二是生活、文化方面，难以重新适应——民工在城市所受的技能训练都是非农业的，城市生活所造就的都市文化习性也具有难以逆转的性质。
根据这些原因，返乡农民最终归回的，很可能是接近自己村子的县镇，而他们从大都市获得的福音与文化的优势，会使他们成为县镇福音化运动中的空降兵。只要比照“海归”基督徒在城市家庭教会中的作用，就不难类推出“城归”基督徒在故乡福音运动中的角色。
如何成为民工教会的差遣基地与长久支持者，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融入城市福音浪潮，并促使自身更新换代的一个关键。中华福音团契与颖上团队，已经有计划地在城市民工中和城乡结合部（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建立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型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普遍衰退之际，这两个团队还能够保持活力，并在全国福音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主因之一。
与此同时，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也面临着重大挑战。目前城市人口中，第一代农村进城人口已经占60%。如果城市家庭教会拒绝连结民工教会，那就是把城市人口的60%都排除在福音“版图”之外，那么，城市家庭教会就不再是涵盖整个城市福音运动的城市家庭教会，而是只照顾自己阶层的“有产阶级（工商经营者）教会”或者“知识分子（白领）教会”。
基督是为所有罪人舍身的。只为一部分人而死的“基督”，就不是基督。只有向所有罪人传扬福音的教会，才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否则，教会就会沦为自我服务的文化圈子。如果忽略或隔绝于民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在外延上，就应当去掉“城市”两字；在内涵中，就辱没了“教会”两字。
三、白色殉道与公民社会雏形──面对的关键问题
一个教会的主导作用，主要不是人数或技术，而是对教会生活之关键问题的处理。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对目前中国福音运动的主导，也不是由于她从海外的教会那里借鉴了教会模式或神学理念。一切形式上的借鉴仅仅具有辅助性质，真正的关键是所借鉴的教会模式与神学观念能够活生生地融合于家庭教会的传统，并由此而解决中国福音运动面对的关键问题，最终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保持自我灵命传统的前提下，能够回应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新时代挑战。目前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主导处理的关键问题，既有涉及内部关系的，也有涉及外部关系的。
第一、内部生命问题
1. 生命内容──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
“红色”就是“流血”，“红色殉道”以形象化的象征表述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红色殉道就是：在教会与世界的直接外在冲突中，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动力渊源，基督徒为了信仰缘故而自愿地承受来自世界之惨烈迫害的生命样式。“白色”代表“圣洁”。“白色殉道”也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白色殉道就是：在教会与世界共处于同样外在社会环境的条件下，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动力渊源，基督徒为了持守圣经生活方式，而拒绝世界价值观与感官诱惑的生命样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会经历了极为险恶的外在社会环境。那时代的关键问题，就是教会如何在外在形体已被铲除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坚守住独立的信仰。传统家庭教会以红色殉道的生命样式，保住了教会的生命传承，并且奠定了今天教会复兴的基础。今天，外在的逼迫减弱了，教会与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不再是殉道、监禁、流放、批斗、丧失工作、离散家庭，等等外在迫害，而是金钱、名声、权力、感官享受等等引诱。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抵制世界价值观的诱惑，坚持基督的生命样式，已经成为中国教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2. 生命形式──从放养（点片制）到牧养（堂会制）
教会架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堂会制也并不是一种从海外引进的纯粹先进技术。换言之，它不是一种为制度的制度，而是为生命的制度。堂会制之所以能够在现今的中国教会发挥形式上的优势，仅仅因为该教会架构能较为有效地服务于白色殉道的生命内容。“点片制”的“点”就是聚会点，“片”就是将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聚会点”的称呼已经表明，“点”的基本功能是分别为圣的聚会；而“片”的设立，就是支持“点”的聚会。
在教会与世界截然对立的时期，教会与世界是完全分离的。一个人只要守住分别为圣的聚会，就守住了基督徒生命（因为已经自动被世界划为另类）。由此，守住分别为圣的聚会，是教会生活的首要事务。而片的建立，即是为了支持点。以片为单位的“派单制”巡回讲道，就满足了主日聚会的基本需要。
堂会制则是一种生命全面连接的灵命生活形态。堂会里面的多层次与全方位的设置，只是为了能将圣徒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彼此连接在一起，并且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彼此连接而实体性地与基督连接在一起。与堂会制相关的牧师住堂制，明显地是为了在整体生命的连接中，实施全面生命的教导。就以牧者的功能为例，以往传统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可以带领6-7个聚会点，而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牧养的牧师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牧养就是全面生命的同行。一个牧者能够陪伴多少“羊”的全面生命呢？只要看一看一位父亲能够抚养多少孩子，就不难做出类推。
能够同时带领诸多聚会点，是因为与“羊”的连接只限于聚会，只限于口号式的情绪激励。一个传道人，在主日按照派单，于十几个教会间转来转去，能够和几只“羊”建立全面的生命关系呢？
在与世界截然对立的大迫害时期，即使没有全面的生命连接，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分别为圣了，逼迫教会的世界自动将我们划到了圣的一边。可是，在要求白色殉道的时代，没有了这样的强制划分。如何让“羊”活出与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即不犯罪），就需要牧者陪伴“羊”，经历生命的每一步。
在全面生命连接里面，与被牧养者共同经历基督，这就是牧养的本质。耶稣这位最大的牧人，并没有在6-7个聚会点转悠，就专注在12个使徒身上，就是为了向我们显明牧养的本质。
仅仅在主日与“羊”打照面的传道人，就只能带出主日的基督徒。每日与“羊”同行的牧师，才可能造就整全生命的基督徒。堂会制的本质不是制度，而是制度辅助的牧养。堂会制这种日常的、全面的生命牧养，才是在今日主流社会中继续保守基督生命样式（即白色殉道）所必需的教会形式。
3. 生命理念──以教义为中心的神学实践
神学也不是为思辨的思辨。如果不是为了在中国的文化境遇里面，确立保守教会生命的教义，目前的神学培训热潮就毫无价值。
在大迫害时期，神学的需要，相对地降低了。与世界的截然对立，使神学对信仰的说明显得多余（不是真的多余）——我的殉道就是我信仰的告白，我在被逼迫时仍然活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信仰的最高“神学”诠释。
前都市化的自然经济形态，也加强了信仰的经验分量。小型的、封闭的、单一的、少变的、紧密的自然经济环境，则加重了经验对信仰的宣示力量。持续不变、近距离地与同样文化背景的人相处，也无需神学解释，就可以实在地显示自己的信仰生命。
在信仰与世界混杂的外部条件下，在都市文化那种多元易变的开放性环境里面，尽管经验性的见证依然是信仰生命传递的基础，但是，要想教导信徒，在相同的外在环境中，活出与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并且传递完备的圣经真理，神学就是必需的。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纯学术的神学，而是建立教义，并由此规范信仰生命的神学。教义就是在活的生命境遇中，按照圣经原理，统一教会生活的规范。
第二、外部关系问题
1. 社会参与
广义地讲，“社会参与”是指，教会参与分别为圣的教会领域之外的社会活动。目前一般特指教会在慈善、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服务。
在大迫害时期，教会基本没有社会参与问题。那时的教会完全被驱逐和隔绝于社会之外，就算教会打算参与社会，也不被允许。直到近年，社会参与才会成为教会实际面对的问题。
说到底，社会参与问题的本质就是：基督徒是不是还要作为地上的人活着？若作为地上的人活着，基督徒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生活。而“基督徒个人可以有社会参与，教会不可以有社会参与”的说法，显示了教会观的偏差。按照这种教会观，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完全分裂的。教会仅仅涵盖基督徒的业余生活，或仅仅是基督徒某个方面的生命集合，而不是全部生命的集合。
“社会生活已经被罪统治”，不能成为逃离社会生活的理由。正因为罪污染了社会，才需要教会将上帝创造人类社会的本来样式，带还给社会。若不活在社会生活里面，又怎么可能向社会彰显其失落的本质呢？社会参与的实质，就是在与世人相同的社会生活里面，展示信仰生命的特殊。
2. 政教关系
在大迫害时期，家庭教会与政府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除了冲突，双方并没有其它的关系。因此多年来，家庭教会不得不以地下状态，逃避与政府的接触。现今，家庭教会开始采取公开与主动的态度了——采取地下状态，怎么能向主流人群传扬福音呢？
在主流社会公开自我，就意味着教会要直接面对政府。遗憾的是，在政教关系上，中国教会里面流行着严重扭曲的观念。“处理政教关系”，被曲解为“搞政治”，而“政治”等于权力斗争。
实际上，政治就是公共事务，涉及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政策与共同规则，和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
在公共权力完全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的时代，家庭教会按照圣经，坚持了信仰、思想、言论等自由，坚持了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圣经价值观，成为在专制之下，唯一维系个人基本权利的公共生活团体，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和雏形。
作为公民社会的唯一实际范例，家庭教会正实际主导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传统家庭教会的基本态度，是坚持信仰而不诉诸权利；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则采取“信仰与权利”双坚持的态度，力图将已经存在的这种公共生活形式，引入主流社会的常规秩序之中，成为整个社会的祝福。
“登记”问题是坚持信仰权利的关键问题，也恰恰成为了公民社会建立的要害问题。“独立登记”意味着，真正的民间团体在中国出现。在教会一面，通过独立登记，教会获得了影响主流社会所必需的合法形式；在社会一方，民间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公民社会的建立。
在非政府与非盈利组织里面，家庭教会的团体个数与成员最多，财政资源最为雄厚，组织结构最为严密，与国际接轨最好，人员的委身程度最高，从而，成为最终实现社团独立登记的主导力量。
3. “三自”问题
“三自”表面上是一个实体，实质上却是两个概念；一是以政治权力控制教会的官方机构，即三自会；二是被三自会控制的教会。
从长远看，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关系，没有什么发展的前景。首先，作为政府部门中最保守的一个机构，三自会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关系，不过是家庭教会与政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三自会十分有限的作用，基本上还是负面的）。
其次，当公民社会正在来临的前景下，所有打着民间团体旗号的官方机构，或迟或早会丧失生存地位。三自会作为其中一员，也不可能避免。
所以家庭教会要做的，是现在就开始发展与三自会下属教会的关系，以期那些被掳教会归回的时候，能够自然地与家庭教会相融合。
笔者认为，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正是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处理，主导了目前中国福音运动的发展。
注：如愿进一步了解相关的问题，可以阅读笔者所著：《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定义》，《圣局中的棋子》、《天命与世道──新时期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基本关系》等文章（编按：可在网上搜寻找到），以及《上帝与凯撒的疆界》一书。
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先后在康州及纽约牧会。现在北加州牧会。
本文选自《举目》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