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理性

范学德

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 ）的书，Escape From  Reason，于1968年出版。1971年，卓忠信将其译成了中文，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名字被译成《理性的规避》。

Escape这个词，翻译成“规避”是很勉强的，不知道译者为什么这么译。其实，这个词的本意很清楚，就是逃避、逃亡、逃走、逃脱、逃遁的意思，都离不开一个“逃”字。记得多年前看过心理学大师弗洛姆的一本书，英文书名为Escape from Freedom，中文就叫《逃避自由》。

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科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理性就是力量，理性就是进步，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理性是万王之王。

然而19世纪末期，人们开始了大逃亡，从理性的王国中逃遁。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宣告了理性主义的破产。面对着破了产的理性主义，人们把理性顺便也扔掉了，非理性明目张胆地登上了宝座。人不仅仅成了一个碎片，他简直就是一团情绪，一堆感觉，一窝子冲动，一个看不到底的下意识的黑洞。

这就是逃避，并且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逃亡，是才逃出虎穴，又进了狼窝。

这本书的封底，印上了许牧世牧师的评语：“薛华认为现代人的特征之一，是逐渐把自己视为世界这部大机器的一个零件。理性丧失了，再也不知道借着它去体认神的恩典，和寻找人生的意义。全书结构严谨，是一本依循理性原则，向当代知识青年见证福音真理的好书。”

而译者也简要地概括了全书的核心观念：神是理性的，神还在向逃避理性的人讲话。

薛华在其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明确地说，这本书讨论的是现代人的思想。任何一个向当代人传福音的基督徒，都应该把握当代人的思想形式，同时兼顾历史和哲学的两个方面，沿着历史的轨迹，细心地查询哲学上思想形式的发展过程。他说：“唯有这样做，我们才真正能够把不变的真理传给变动中的世界。”（第2页）

作为当代华人世界中的福音使者，我们能听进薛华的忠告吗？多年来在华人教会中盛行的反文化、反知识、反理性的传统，已经使我们习惯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更何况，窗外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太猛。于是，我们只管唱着自己的歌，至于到的是什么山，对不起，没注意。

起点：恩典与自然

薛华以阿奎那作为整个分析的起点，来论及现代人。阿奎那开启了“自然与恩典”的讨论，在此之前，西方人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两分法（对分法）：恩典、上帝、属天之事是高等的，而自然、被造之物、地和属地之事是低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拜占庭式”的思维方式。

阿奎那认为，不能把恩典与自然截然分开，他确信这两者之间仍有相通的一致性。此后，人们就不断地寻找这一致性，并希望藉此增进对自然与恩典的了解。阿奎那坚持：自然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赐给人的美物，绝不可蔑视，蔑视自然就是蔑视上帝的创造，蔑视上帝的创造，就等于蔑视上帝（第5页）。

阿奎那认为，虽然人的意志堕落了，但智慧尚未堕落。对此，薛华是不同意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合乎圣经的始祖堕落观，才带来了以后一切的困难。人的理智成为自主的。在理智的范围内，人是独立的，自主的。”（第5页）于是，有了独立于圣经的自然神学，哲学也从上帝的启示中分离出来，自主了，艺术也随之而来。从阿氏之后，神学、哲学以及艺术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不同了？

最早受影响的就是意大利画家西玛布（Cimabue 1240--1302），他是大画家乔托的老师。从他们师徒二人开始，西方人开始把自然当作自然去作画。而但丁后来则以笔来写，彼特拉克（Petrarch，“文艺复兴之父”，1304—1374），成为第一个为了爬山而爬山的人（编注：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因故登山，无故登山是令人惊讶的。彼特拉克因此成为“第一个旅游者”）。渐渐地，一个根本原则被确立起来了：自然是自主的。当上帝从自然中被驱逐后，自然就开始侵蚀恩典，直到把恩典活活吞噬（第9页）。

达芬奇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看清一点，就是如果你以自主的理性为出发点，那么你所得的结果是数学的（即可以计算的），而数学唯独处理个殊性的，不理宇宙性的。所以，你总超不出机械论。”（第9页）

达芬奇死于失望，因为他不愿意放弃特殊性与宇宙性的一致。坚持知识的一致性，这历来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标志。达芬奇不愿意放弃这个愿望。

宗教改革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只有神是自主的。其一，在终极的范围内，绝对没有自主这回事，终极的且充足的知识植根于圣经——唯独圣经；其二，在救赎的范围内，绝无自主，人得救唯独基于耶稣完成的工作——唯独耶稣，唯独信心。

转折：自由与自然

康德与卢梭是一个转捩点，现在，问题不再是恩典与自然的关系，而成了自由与自然的关系，自由取代了恩典。

康德把任何试图打通自然的现象世界与宇宙的本体之间的关系的道路都切断了。就这样，自然全然实在地自主了，人的自由也成为自主的了。“何谓自主的自由呢？它是指以个人为宇宙中心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第25页）。

这时，决定论也开始兴起，不仅自然领域成了机械的，而且渐渐地包括一切社会领域，人就是机器。这导致人类得到一个历史教训：“无论何时你采取了这样的二元论，并使下层自主，其结果就是下层吃掉上层。”（第40页）

康德之后的关键人物是黑格尔，他用正反合来思考问题，结果是为现代人的特征开辟了道路，“认为‘真理是真理’的时代从此成为陈迹，合论（两者皆是）及相对论成了主宰。”总之，“人成为悖逆神的根本立场就在于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认为他是自主的——悖逆之根即在于此。”（第45页）

现代：自由与疯狂

到了祁克果那里，公式变了，成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在下层，以理性为根基的，人所能获得的是数学、个体、机械，人没有意义；在上层，以非理性的跳跃为根基，就有了一种不是从推理得来的信仰。这就是现代人的两分法。

从此后，不论是沙特的“存在经验”，雅斯贝尔斯的“决定性经验”，还是海德格尔的“忧患”，每一位的解释，就理性及逻辑而言，都表明：人死了（第60页）。

基于这样的跳跃，在艺术领域中，高更以对美的爱，代替了对上帝的爱。而毕卡索则企图以抽象的方法，去创造一个宇宙。在色情文学中，自主的色情文学被放到了上层，它被视为终极的释放，成为自由与人的唯一盼望（第76页）。换言之，性爱，成了上帝。

与此相关的就是两个字：“疯狂”。“自主的自由在其终极情况下就是疯狂。疯狂是一种美事，因你由此而自由了。”（第80页）

在这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信仰被放到了非理性和非逻辑的领域，而耶稣也成了“不能界定的标志”。从而，把宗教的事物从可以讨论的世界中移走，放进不可讨论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你可以任意说什么而无需证明。

薛华最后对理性与信仰做出了概括，他说，硬说信仰反对理性，这必然导致：其一，无真道德可言。其二，法律失去了基础。其三，抛弃了罪恶问题的答案。

基督教应该为绝望了的现代人提供一个关于整个生命的一致的答案，这个前提就是圣经。圣经是自主的，我们应该从圣经开始。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头。圣经说，有一位有位格而又无限的上帝，祂在祂本身之外创造了万物，如此，才有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个人，真实的我。而人的根本关系，是向上的，是与创造他的造物主的关系。

上帝在，意义就在。也许，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作者原为马列哲学讲师，现住美国伊利诺州，自由传道。

本文选自《举目》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