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属灵生命的成长

──试析50后、60后大陆知识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为表征

施玮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背景的信徒成为海外华人教会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学者，也成为教会的传道人。这些同工和传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时间不太长就蒙神呼召、装备，并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间，常产生一些磨擦，从而对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以及关系上的紧张。

作为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尝试从自我形象这一角度，对我们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征、偏失，及其在心理、行为上的反映，进行简略的分析与反省，帮助我们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心理辅导，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减少“误读”。

近年来，教会界对80后、90后的心理分析与关注较多，对50后、60后的分析与关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这些50后、60后，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对他们加以关注和研究，是我们在中国宣教事工中，必须尽早进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仅是初步地在几个较普遍的共有特征上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的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认识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是丰富的，是万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万有一样，丰富多彩，是被看为好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人的价值在于其是在神完全的爱和美善中被造，是在于个体性的“生命”，而非仅仅是团体性的“人类”。

自我形象的低落与偏误，不仅与个体成长中的家庭环境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对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影响“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认为社会环境的变迁甚至大于现在普遍受重视的“原生家庭”。

对于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虽然我们在著书立说中大谈人本主义，追求自由、捍卫人权，但实质上，我们的整个成长环境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样一个个性被压抑、被否定的时代。并且，相对于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贬抑，与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牺牲，在我们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了尤为巨大的双重否定。

人类文化远离神本主义后，渐渐迷失于人本主义之中。但在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的体现，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张扬、独尊，而是以“皇权”代替神权，以各种范畴的“集体利益”淹没个体的人。

浸泡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若不真正经历自我的重新认识、接纳、释放、重建，会很容易简单地以宗教的“集体”代替原有的“集体”，陷入律法主义，忽略个人与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联结，而更多看重宗教这一“集体”的认同。

因为没有经过自我重新认识过程中的释放与医治，或对此环节只是在理性认识上浅略地掠过，那么，过去生命中的伤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会带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并且难以自知，也容易让别人误读。

“胜过自我”、“向己死”，这是基督徒生命、成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长期经历并学习的部分。但我们常常简单地理解了“自我”与“己”，没有分辨我们个体生命中的神创造之美，与罪带来的偏误。所以，我们恨恶罪性，却迁怒、厌弃“容器”──性格；羡慕美善生命，却急于以压抑、求同来装饰外表。

前者，加深了我们对自己的否定（其实也是否定神的创造），并易陷入绝望、放弃，或是走入“面具”宗教徒的困境，不敢活出真实；后者，就成了挂满塑料果实的枝子，虽竭力维持，仍渐渐枯干。

以厌弃被罪污染的性格，代替对罪性的认识与恨恶，也使我们难以更深地认识神的救恩，难以获得来自天父，那不能夺去的真正的“安全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喜乐与满足。

没有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不信”。而“信”对于大多数大陆背景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如所期望的那样，可以简单的抛开或忽略理性。对我们来说，“信”很大一部分产生于认知，并与认知产生互动。

教会传统观念所要求的，或是我们主动渴望趋近的基督教“教徒”形象，有时反而阻拦了我们在新生命中对“自我”深度的重新认识。将罪性归咎于“性格”，也是潜意识中对心灵重塑的一种逃避，是罪性的一种自我保护。所以，我们应当在圣灵的光照下，个人性地来认识“自我破碎”的含意。

以宗教的压抑与剥夺代替社会的压抑与剥夺，以宗教的求同求荣来代替社会的求同求荣，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让人远离对神心意的认知。对此，50、60后的中年人，因本身成长背景的特殊性，应格外儆醒。

魏乐德（Dallas Willard）在《心灵的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中，认为生命有6个基本面向：思想、感觉、选择、身体、社交情境、灵魂。这难以分割的6个部分融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人的本性”。“信徒在基督里所得的救赎，在本质上是全面性的救赎，意思是整个生命得蒙拯救。”（注）因此，要重新认识自我、建立“新我”，不能简单地将灵、魂、体分开来看，也不能将一个人的生命走向，以信主那一刻隔断来看，更不能将一个人从社会文化中，抽离出来孤立解读。

二、面对自我

一般说来，人生奋斗的最根本潜意识动力，是对安全感的追求。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逢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加上社会生存形态单一化，小学、中学、大学、返城、出国等等，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千万人挤在一条道上。加上他们遭遇过社会的几次重大变迁，都在他们心中产生拼博追求、自我承担的压力。好的一面，他们因此有了积极、认真负责、独立思考的出色品质。但同时，在与人相处中，有时也会表现出争竞、独断，对自己有过多的要求和自我隐藏的缺点。

这个群体的信徒，特别是传道人和同工，从人群进入信仰的心理期望，主要是追求生命的丰盛与完美，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理想主义情结，甚至是兴国兴邦的使命感。

但因为他们大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内心难免有自我形象的惶恐与怀疑。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了上帝的呼召与异象，他们盼望尽快投入事工，所以急于证明自我身分、获取被接纳的安全感。于是，过去文化中的求同心理，便会极大地增强，并无意识地掺入信仰追求中。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信徒，骨子里的求同意识，曾一度被知识思想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而遮盖。但信主之后，因为简单接受对“人本主义”的批判，不细究和详辨批判的内容，以致全然否定自我个体被造的独特性与价值，造成“自我”的再度迷失。

对自我形象的怀疑、不确定、甚至失望，形成了他们内心极大的张力。他们常常陷在困境中，却不明其究，只是在行为和思想的表层竭尽努力，最后形成更大的焦虑与失败感。而帮助他们的人，也常因不能正确解读，而加剧了彼此的焦虑与失败感。

可以这样形容5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该读书时下乡了；千辛万苦回城后，又没了地位；就算有少数幸运儿进入大学，也不过是“工农兵学员”；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有了工作，又遇上改革，下岗了，并且是上有老，下有小。

这批人的自我成就感、生存安全感，都不断被打破，不断遭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弃绝。而其中少数“成功”的精英们，都付出了加倍的，甚至可以称为艰苦卓绝的努力，因而也就更惊恐被弃绝。这种惊恐与自我奋斗的习惯所形成的张力，有时会表现为极端性和不宽容。

60年代出生的人，相对张力小些，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遭遇过两次重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弃绝：一次是全民经商的浪潮，使得天之骄子“大学生”陷入价值感丧失的困惑中；一次是民主、自由的理想追求碰壁、破碎。

这种非个人错误而遭遇的遗弃，并且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遗弃，所造成的无力感是巨大的，在“自我”的意念深处形成的不安全感也是巨大的。这种不安全感、被拒绝感，也许会被以后的成功遮盖，但很难自动愈合。

我们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论是在慕道阶段、还是初信阶段，或者成为教会长执、传道人、牧师……都比较“喜欢”争辩。旁观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强势、是“己”太大、不谦卑、骄傲、固执、独断等等，但若真正解读其心理，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争辩的产生，常常可能出于这类人的求同心理。而求同心理，正是我们在成长文化中形成的，对安全感的一种追求方式。有趣的是，我们这代人最反对求同，却在潜意识里习惯于求同。这较易造成其他背景人群对我们的误读。

另一方面，辩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习惯中，属于正常交流，并没有太强的负面性。一般来说，港台文化背景的人把气氛的和谐看得很重，大陆背景的这代人却把“思想统一”看得很重，争辩的目的是取得共同的思想。虽然我们言词激烈，但内心并不在乎辩输。我们在乎的是不被接纳。

不辨明思想的“爱心”接纳，很难给我们这群人真正的安全感，也就无法帮助我们重新确立自我形象。因为在我们思想形成的时间段里，阶级的划分、敌我的划分，形成了对“爱”相对狭窄的观念。作为学生时代的学习榜样，雷锋日记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缺点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否意识到）。因此，我们总渴望经过辩论统一思想，成为“同志”（同道之人），被接纳，得到归属的安全感。我们很难相信，“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之间有真正的爱。

当我们的辩论与思想交流遭人回避时，1) 我们会觉得，归属问题只是被迫暂时搁置。下次，我们仍会挑起争论；2) 或者，我们会感到被轻视、排斥，加重不安感，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3) 或者，感到被否定，厌恶自己的争辩，进而厌恶、弃绝自我。

进一步，当我们不仅遭受回避，更被指责时，我们心中的被否定感和弃绝感会更深。
在教会久了，表面上看，有时变好了──不再争辩了，但，1) 里面的伤痛（来自原生家庭、社会经历等）未被医治，反而更深；2) 更难进入自我敞开、接纳、信任的健康状态；3) 错失了更进一步认识神、认识自我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批知识分子慕道友和信徒，首先不是追究他们讨论方式的“不谦卑”，而是了解他们心中的期待，以接纳、肯定的态度，正面地、诚恳地与他们一同探讨相关问题，并引导其学习正确的思想交流的方式。

对于这个信仰群，先治里，后治表，其生命才能更稳定成长。就是说，要首先注意重建他们的自我，纠正其对神、对人、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才是对其行为和生活状态的渐渐引导。

三、重建自我

如何重建正确的“自我”？如何进入良性的、真实的生命成长？如何解读自身或他人行为背后的心理，调整偏误，释放压力？答案是，最重要的是要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真正地建根基于神的话中。

走出传统的、经验的“认知”，一方面，必须借着信仰之光，借着神的话所启示的世界观、价值观，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个人成长经验在我们思想中塑造的各种观念。也就是说，首先是面对，而不是一味回避；然后是分辨，而不是全盘否定。

当我们将自我的价值、地位、归属等，建立在对上帝救恩的正确认识与信心接受上，我们就敢于敞开自己隐密、关闭的门，让圣灵和神的话，深入到我们思想的最私密之处，进行光照、医治的工作。

如果从人格结构的“本我”、“自我”、“超我”角度上说，就是我们不能有意无意地、简单地将原有生命中的“超我”，许多“应该”和“必须”的道德规范、理想期许，直接穿上信仰的外衣。否则，我们的新生命不仅无法体会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喜乐与平安，不能真正学到并享受交托与信靠，反而多了一层宗教的枷锁。层层加码的“捆绑”，必然使3个“我”之间冲突加剧，因而产生过分的行为、强迫性的举动，以及从恐惧而生的敏感、易受伤、反叛等表现──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逃避，是用来保护自我的。

另一方面，简单地接受教会传统、其他信徒传递的观念，会在求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似是而非的对信仰和教会的认知，也会成为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中，从表面的宗教归属感、群体求同心理，进入到追求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只有认识到神创造自己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他对我们在母腹中的拣选，以及一生的预备，才能从容地寻求、相信并等候神对自己生命特有的旨意与带引。

对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向他们传福音，还是遇到事工中的争议，我觉得首先要考虑到他们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的安全感并不全完建立在态度、语气和生活关怀上，温柔的语气有时会被解读成“客套”。若回避问题的探讨，这种“客套”甚至会使其有被拒门外之感，从而引发个人经验中的被弃感受，调动起潜意识里的自卫、抗拒，导致更激烈的争辩。

上一节已略述了，对待这群独特背景的信徒，在思想交流和引导、生命认知与成长方面的注意事项。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对这群人中的慕道友等传福音时，不能回避思想的交锋。在语气温柔、传递爱的同时，要了解形成他们观念的文化，对其进行分析与分辨。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已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那样会造成他们对安全感的恐慌，使得对观念、事件的争论，变成捍卫自我存在价值的“战争”。在这样的敌对、紧张的心态中，人很难安静地审视争论的问题。无论争论结果如何，都只会造成心理创伤。

在中国的以多神论为主的传统文化之下，在今天如此发达的资讯社会中，有没有神的存在，并不是这些中年知识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难关。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对他的认知以及联结，将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这才是他们信仰的关键。他们大多感受到社会和自我都“病”了，然而基督信仰的光亮，能照出怎样的“病”因，如何医治，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也是他们愿意舍弃原有的“自我”、背起十架跟随主的关键动力。

我从自己接受福音以及后来传福音的亲身体会中感到，以“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观念，和他们一起对已有的思想和文化，特别是他们的“超我”理想，进行接纳、欣赏，然后分析、分辨、最后纠偏、超越，是一个必要的渐进的过程。使用教牧辅导学中的陪伴、引导原则──首先给予对方安全感，然后陪伴并引导他认识自己（包括与自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协助他探讨有关信仰与生命的各种他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与神与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中的问题等），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只有帮助他们领受基督的心意，建立正确的神观、人观，他们才能不致受堕落人性的羁绊，从旧有文化和经验形成的、偏误的“自我”陷阱中走出来，到上帝天父的眼中重新认识“自我”，形成更像耶稣的属灵新生命的“自我”。

任何一个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复杂而多样的。人被造之荣美与上帝的爱，也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上。本文只是概略地，从历史文化对这代人成长的影响上，做一点反省式的、群体性分析。这类分析必有主观和偏颇之处，实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个族群，为主得着这一代人。

注：
《心灵的重塑》，天道书楼，2006，29页。

作者来自北京，作家，本刊编辑。

本文选自《举目》第47期